谢觉哉一生致力于司法制度的建立与完善，为新中国法典制订倾注了大量心血。特别是在公正执法、严肃执法和科学执法方面颇有研究。
在延安时期，谢觉哉经常亲自批复案件，纠正原判中的一些错误。然而，原判机关怕破坏司法机关的威信而常常不愿改判。谢觉哉便向判案人员讲述清朝的方法：前清判案时把批文挂在衙门上，上诉人抄着批文，就可以推翻原审衙门的判决，而原审衙门便管不着上诉人。谢觉哉严肃地指出，封建时代判案都能这样，何况我们现在！“司法威信的建立，在于断案的公正和程序的合法，不在于改判与否上”。
谢觉哉坚持在判案中要“敢碰要人”。在延安时期，发生了一件要案，主犯是个有革命资历的人物。谢觉哉根据事实和法律，坚持要判刑事处分。有些人以权势相威胁，但谢觉哉并不屈从，便把处理意见报告了毛泽东。毛泽东回信说：此等原则立场我们决不能放松，不管犯错误的是何等样的好朋友与好同志。于是谢觉哉便协同边区司法机关，判了那个主犯的徒刑。
边区政府的总务科科长因贪污问题被关押起来，准备判刑。谢觉哉从多方面调查，亲自讯问总务科长，要他平静下来，细细逐件回忆贪污的情形，然后帮他一宗一宗来计算，果然找出了案中的症结所在。原来，总务科长给边区政府大食堂买猪的一笔钱忘了上账，而猪又是大家见到的，肉也吃掉了，可账上没有这笔钱。真相大白，总务科长被无罪释放。谢觉哉感慨地说：“我们少一个犯人，就多一份力量。”
即使是判了刑的犯人，谢觉哉也认为他们只是犯了罪的“人”。谢觉哉经常向司法人员讲“犯人也是人”，而且他们“是社会上不幸的人”，只是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原因使他们成为犯人，其实这对犯人本人及其家属，都是不幸的。因此，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应该多一些。一方面要剥夺他们的自由，另一方面要尊重他们的人格，改善他们的环境，以激发他们的上进心和羞恶心。
【弦外之音】公正执法是执法必严的前提。如果一个执法者没有公正之心，任何执法行为都是违法行为。